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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飛宇:我天生就該寫小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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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飛宇:我天生就該寫小說

作家畢飛宇近日攜新書《蘇北少年“堂吉訶德”》作客首圖講壇,與讀者暢談成長故事和創作之路。該書是畢飛宇首部非虛構作品,講述了作者在江蘇北部一個農村的童年生活,“紅領巾泳褲”、“奶奶的蠶豆”等情節感人至深,情感與記憶交織,莊重與詼諧兼具,可以說,這是一部畢飛宇的成長敘事,也是一個時代的童年“老照片”。

    “大地是我們的玩具”

    作為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,他在文革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。他說自己出生和童年成長的地方并非興化,不知道自己的故鄉,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小時候隨父母的腳步變遷,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,度過一段又一段沒有根的漂泊生活。他形容早年的自己是“一個黑色的、皮包骨頭的、壯懷激烈的少年”,是一個“年少的、遠東的‘堂吉訶德’”。

    在書中,他講述了自己小時候的衣食住行、玩過的東西、身邊的動物,以及村子里的手藝人和鄉親們。當然,還有大地,他把大地描繪得極富色彩,畢飛宇解釋說,后來之所以走上寫作這條路,所有的一切就是會玩。我們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,土地對我們來講,就是我們的玩具。“其實生活就是這樣,無論多么苦難、多么不容易,對一個孩子來講,或者說對一個新的生命來講,他永遠都能從藍天、大地、流水,乃至于蚊子嗡嗡叫的聲音中,獲得特定階段的樂趣,生活的意義就在這兒。一方面他擁有無窮無盡的苦難,但是即便在苦難里面,你的生命里面最飽滿的那個觸角都能從這些苦難里感受到一些。”所以,在畢飛宇看來:“如果你的啟蒙老師是大自然,你的一生都將幸運。”

    “我不愿做苦難的言說者”

    對于這部非虛構作品,畢飛宇坦言:“在我的寫作生涯里面,這本書是我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本書。我在寫作的時候始終給自己一個要求,力求這本書讓人看完以后不流淚。我是1964年出生的人,一個右派的兒子,從小在非常貧困的環境下長大的一個人,今天擁有了寫作的能力,我擔心寫出一本特別苦難的書,我不愿意這樣。”

    因為父母是教師,在當時的村莊里,自己家的物質條件是最好的。“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今天利用這樣一個機會,成了一個苦難的言說者,其實我是不配的。我本人并沒有經歷那么多的苦難,所以我一定要控制。“可是我無論怎么控制自己,在很多時候,在回憶過去的時候,還是會一次又一次流淚,流到平靜了再繼續寫。如果有一天老師們或者同學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,看到了一個書寫的畢飛宇、成熟的畢飛宇,我特別高興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說看到了一個抒情的畢飛宇或者苦難的畢飛宇,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的內心作秀給自己看,那樣不好。”

    “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命題寫作”

    每個人童年都有捉蜻蜓的舉動,在書中畢飛宇對蜻蜓有出神入化的描寫。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什么立上頭?答案只有一個,蜻蜓,蜻蜓那種輕盈的、初生的、嬌嫩的、似有若無的體重和這個世界構成一種絕配。畢飛宇認為,重可以抵達一種偉大,輕也可以抵達一種偉大。他舉例說,一個中年話劇演員走上臺的時候,給人感覺特別厚重、特別有能量,他是可以震撼人的。“可是你別忘了,芭蕾舞演員的輕盈也很震撼人。為了展示輕盈,那些演員在臺下要忍受千辛萬苦的重。”

    作為上海九久讀書人策劃、明天出版社出版的“我們小時候”叢書中的一本,畢飛宇的《蘇北少年“堂吉訶德”》是一個“命題寫作”。他在寫作時就知道,讀者是孩子們,所以在篇幅上,畢飛宇把每篇文章的閱讀時間控制在15分鐘內。“如果是用一萬字的篇幅,很可能在邏輯性方面會增強、說理性方面會增加,但是趣味性會降低。”他希望孩子們通過這本書能長點知識,能在這個信息化時代,知道原來上一輩人的童年是怎樣的。

畢飛宇笑稱:“我多次說我天生就該寫小說,許多人不知道,以為我說的是狂話或者打趣,其實真的不是這樣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故鄉、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,在我的生命史上同時具備這兩件事的人極少。一旦一個人同時具備這兩樣東西,他只能成為作家或者詩人,所以,老天爺把我送到這個世界上來,就是寫小說的。”

(摘自2013129《中國教育報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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